aura gallery 亦安畫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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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東去-20世紀中國風景
Never Return - 20th Chinese Landscape

大江東去-20世紀中國風景
Never Return - 20th Chinese Landscape

24 April - 25 May 2010
Opening Reception 24 April 2010   3 p.m.
亦安畫廊北京
aura gallery beijing

胡善餘  關良  朗靜山  李青萍
盧施福  呂斯白  吳中行  顏文梁  趙獸

Hu ShanYu  Guan Liang  Lang JingShan  Li QingPing
Lu ShiFu  Lv SiBai  Wu ZhongXing  Yan WenLiang   Zhao Chou



小丘上的風景
文:黃亞紀

我的外祖母是日本人,小時跟隨父母來到牡丹江,是日本分配到滿州國的移民家庭。 1945年滿州國滅,國民政府接收東北,外祖母因而認識負責遣返日本居民的外祖父。外祖父出生昆明知識分子家庭,曾外祖父為清末赴日留學生,對革命充滿理想抱負,卻終在1950年飲毒自盡。外祖父祖母於東北成婚,1948年回到昆明,那時中國烽火四處,外祖父決定棄國遠走,從此與家鄉永別,外祖母帶著襁褓中的孩童,從牡丹江一路輾轉到這南方小島,轉眼就是半世紀。

外祖父葬在台北近郊的小丘上,那是一基督教墓園,因啟蒙知識分子的曾外祖父反對祭祖鬼神,外祖父信奉的是基督教。我從小就在那乾淨的西式墓園上,俯瞰陽光普照的台北盆地。 2010年三月,我與先生移居加拿大,在陽光刺眼的公路盡頭,白雪靄靄的高山聳立。加拿大近來熱門議題是移民制度,移民署決定重新定義難民身分,為的是加速遣返不合標準的非法移民,加拿大居民對中國移民的好感度持續降低,針對中國移民的犯罪也持續增加。坐在車上,我環看四周,中文招牌林立,毫無身處美洲之感。唯獨少了那熟悉的小丘。

二十世紀的中國風景,是知識分子的風景。 1919年五四運動前後,留學歐美的林風眠、徐悲鴻、劉海粟、顏文樑等歸國,身為啟蒙知識分子的他們投身教育、改革,盼除創作外,更藉藝術審美推動自由、民主、理性。林風眠在〈致全國藝術界書〉一文中,曾激昂寫道:「在中國的社會情形這樣紊亂的時候,在中國的民情正在互相傾軋的時候,在中國人的同情心已經消失的時候,正是我們藝術家應該竭其全力,以整副狂熱的心,喚醒同胞們同情的時候」。當時,啟蒙藝術家們在畫作中放進於海外吸收的審美意識,但如美國學者李文孫(Joseph Levenson)對近代中國思想史提出的看法,中國知識分子是在理智方面選擇西方價值,情感方面卻離不開中國傳統。因此,五四時期儘管有陳獨秀、李大釗主張「美術革命」、強調寫實主義和勞動、工作、創造的密切關係,藝術家們仍混合著自身對寫意、印象派、或其他現代主義的領悟,有顏文梁融合寫實主義與印象派光線表現,秦宣夫、胡善馀在色彩筆觸表現的活潑趣味,林風眠更重視東方藝術中的想像、寫意。

諷刺的是,知識分子的風景,卻在啟蒙失敗、知識分子意識到自身侷限後真正成形。 1937年八年抗戰,破壞了二零年代由劉海粟、顏文梁建立起的西畫環境,藝術家們失去畫室、畫具、被迫轉往西部和南洋。 1949年後,中央以寫實主義服務國家,隱身學院的知識分子,目光所觸為西南鄉野景色,與歸國時現代化的雄心壯誌有如何落差。瞬間,每個人經歷了個人與民族的挫折,每個人都把自身的恐懼與理想的破滅加總一起,產生的自我懷疑與消極沮喪,讓激越的城市風光成為了抑鬱的小丘風景。但在中國的另一方,卻也產生「毛主席去安源」、「毛主席在景岡山」等作品。

山景,是十九世紀浪漫主義與宗教主義的結合,由崇高的自然傳達上帝的無所不能。到了塞尚時期,他選擇畫山脈本身,而不畫登山遠眺的景色,麥克‧齊莫曼(Michael Kimmelman)認為,這是因為:「他(塞尚)早已意識到,登山眺望的景色看起來就像所有山頂風光一樣,喪失使我們驚奇的力量,因為在藝術上,這景色司空見慣」。到了我們現在身處的二十一世紀,哪裡的風景,才不算司空見慣?為什麼我們對於風景、對於山峰、對於小丘的看法改變了?在城市化和自然除魅的過程中,旅遊越來越不危險、山脈越來越不另人生畏;在電影工業和視覺經驗的狂飆下,我們已看過(無論親身或是虛擬)所有可以令人震驚的風景,甚至像《阿凡達》一般誇張到令人瞠目、凝結地球所有型態的風景-我們對任何風景再也說不上驚奇或是陌生,因為一切都已被預期了。

羅素‧雅各比(Russell Jacoby)在《最後的知識份子》一書中,談到過去五十年美國公眾知識分子的消失。五零年代後,美國知識分子逐漸隱身於校園,成為領固定薪資、有保障的教授,在乎的不外乎論文與升等,不再對社會提出建言,這似乎是時事所趨,這個國家過於巨大,卻因資本主義作用,讓娛樂業與房地產快速發展,用嚴肅文字與態度擁抱社會的知識分子最後連自己的房租都支付不起。在中國,近代知識分子是在與西方帝國主義相遇的羞辱下產生,並將歐洲知識分子誕生的數百年曆程,濃縮在幾十年內完成,二十世紀中國文化運動的倉促,又因政治革命而備受壓力,最後,雖然知識分子的存在與啟蒙運動的理念已被融入中國現代化的宏願中,但今日,現代化物質條件的日益誘惑,要保持、實現知識分子的理想似乎更為困難,再加上開放後的變遷,中國知識份子被房租無情驅逐的時日也將來到。知識分子可以到處都是,但社會對他們而言,卻充滿極其有限的選擇。歷史或許對我們開了玩笑,明明是越為進步而開放的時代,知識分子卻只能更為拘謹沈潛。

知識分子的小丘風景,綿延了整個二十世紀。小丘在改革開放後依然,因為在知識分子心中,大山大水的祖國已經遠去。而現在,二十世紀的中國風景更不復存在,我們缺少觀看寧靜風景的沉著眼睛,缺少自許知識分子的藝術家。二十一世紀的中國風景,不過如《赤壁》、《填海》一般,壯烈而華麗。

2006年十月,做了一輩子中國媳婦的外祖母病逝台北,小丘上已無空地,只能將外祖父搬離小丘,讓兩人共居靈骨塔。在打開外祖父之墓時,我們發現一瓶瓶蓋腐朽了的泛黃香水。我想起沈從文說的一段話:「我要表現的本是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領導讀者去桃源旅行,卻想藉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個小城市中幾個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牽連在一處時,各人應得的一分哀樂,為人類的『愛』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說明」。

從此,我再也未登上小丘,看看小丘上的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