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衡以《“电影城主”的文化作用》为题介绍说,“中国电影走过了百余年的长路,现存最早的国片都有101年的年纪了,那些沧桑斑驳的胶片既需要安排好收存保藏其身躯的地方,也需要寻找到沉思升华其灵魂的空间。于前者,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北京、西安两库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于后者,中国电影人刚刚起步。仿佛一场因缘,电影以这样一种形式来到苏州,江南分馆时空节点的选择与主持其事的文化管理者与参与其中的电影人士,一点不亚于古人在建设经营一处园林时候的用心用情。”电影《忠犬八公》导演徐昂曾在采访中提到,拍摄地选择在重庆是因为江隔两岸更具分离感,有的狗狗可能一生都没有去过江对岸,让八筒等待主人十年的故事更加真实和落地,影片中随处可见的麻将桌、凉虾摊和高低起伏的台阶也都充满了重庆地域特色。而陈新桥作为一个离开家乡前往北京工作的重庆人,其中暗含的离乡故土情怀也让很多年轻人深感共鸣。无论是人和狗狗之间还是家人之间,“分离”这个关键词始终伴随着这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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